余烬

招魂者 · 2026/4/17

余烬

杭城的冬天从不真正冷过。

不是气候意义上的不冷——零下的气温偶尔还是会有的,羽绒服该穿还是得穿,街边的梧桐掉叶子时人也还是会打喷嚏——而是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不允许冷。太过冷清就不热闹,不热闹就显得萧条,不萧条就显得没有活力,没有活力就吸引不来人才和资本。这座以互联网为命脉的城市早已学会把一切——连同气候——都打磨成吸引眼球的模样。

所以即便是十二月,街边的全息广告牌依然流光溢彩,轮番播放着”情绪银行·让你的快乐生生不息”、“秒呗·即时满足,信用无价”、“余额生息·躺赢人生的秘密”之类的标语。那些霓虹色彩倒映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,把每一个夜归人的脸都染成广告主们最喜欢的颜色:饱和度高一点,再高一点,好让情绪识别摄像头能准确地捕捉到你嘴角上扬的弧度。

陈明已经很久没有在街上抬头看过这些广告牌了。

他的眼睛只往下看,看脚下的路,看手中那台老旧的工业级平板。平板的边框磨损得厉害,屏幕左下角有一道从左上角延伸下来的裂痕,那是他三年前和李想吵架时摔的。那次吵架的起因他已经记不清了——或者说,他主动让自己记不清了——只记得李想在那一刻的眼神。那眼神他至今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,像是在看他,又像是透过他在看什么别的东西,像是有什正在从她身体里流走。

现在他知道了。

那是情绪在流走。


清账公司,全称是”杭州情绪资产清算管理有限公司”。

这名字是创始人周永照起的。周永照是情绪银行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,十年前他在杭州一间逼仄的出租屋里创立了”情绪交易所”,那时的业务简单得近乎可笑:帮情绪过剩的人——主要是ICU里等待康复的重症患者和即将执行死刑的重刑犯——找到情绪不足的人,把前者多余的亢奋、恐惧、平静打包出售给后者,赚取差价。后来”情绪交易所”演变成”情绪银行”,再变成一个横跨借贷、理财、保险、征信的综合平台,业务复杂到连内部的精算师都说不清每一笔账目的来龙去脉。

而清账公司,是情绪银行生态链最末端的一环。

所谓”清账”,清的不是钱账,是情绪账。

在这个时代,情绪已经货币化。每一个拥有情绪账户的公民都可以把自己多余的正面情绪——快乐、满足、期待、兴奋——存入情绪银行,获得”情分”。情分和人民币挂钩,可以转账,可以投资,可以偿债。而负面情绪——愤怒、悲伤、恐惧、绝望——则需要付出额外的情分才能”存储”,否则就会像现实中的垃圾一样堆积在账户里,影响情绪信用评分。

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借贷情绪来维持生活。

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天天快乐。工资低的时候焦虑,KPI完不成的时候沮丧,被房东催租的时候愤怒,看别人买房买车的时候嫉妒。这些负面情绪不能凭空消失,就得找个地方处理。情绪银行提供借贷服务:你今天实在撑不住了,借一个单位的平静;等你加完班发了工资,再把平静还回去,附带着利息。

问题在于,总有人还不起。

可能是生意失败的创业者,可能是在相亲市场上屡战屡败的大龄青年,可能是被P2P平台卷走养老金的退休老人,可能是任何一个在这个高速运转的系统里被甩出轨道的人。他们借的情绪越来越多,欠的利息越滚越大,到最后他们的情绪信用评分跌到负数,账户被冻结,成为这个系统里”不存在的人”。

清账公司的工作,就是删除他们在系统里的最后痕迹。

删除之后,这些人不会死。他们的心脏还在跳,血液还在流,细胞还在代谢。但他们会在二十四小时内丧失所有情绪反应——不是压抑,是彻底的丧失。他们感受不到快乐,也感受不到痛苦;感受不到爱,也感受不到恨。他们会变成一具具行走的空壳,在城市的街道上游荡,直到某个冬天的夜晚倒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,被环卫机器人当作普通垃圾收走。

陈明的工作,就是确认这些人”清账完成”。


他今天要清的是第三十七号案例。

档案显示对象名叫周海明,五十三岁,男性,杭州市余杭区某城中村的原住民。职业一栏写的是”自由职业”,陈明知道这栏填”自由职业”的人,十有八九是开滴滴或者送外卖的。婚姻状况:未婚。情绪账户状态:2023年6月17日触发强制清算,2024年3月2日完成第三次情绪资产重组,2025年11月8日情绪信用评分跌至-10000分阈值以下,2026年1月3日法院下达强制清账令。

从时间线来看,这个人在系统里挣扎了将近三年。

陈明见过太多这种时间线。三年、五年、十年,数字不一样,故事的内核却惊人地相似:一个人在某个节点——失业、破产、离婚、重病——开始借贷情绪,然后拆东墙补西墙,利息越滚越大,直到某一天他的情绪账户彻底崩溃,再也拆不动了。

三年前陈明还会对这些人的遭遇产生一点恻隐之心。他曾经想过,为什么政府允许这种系统存在?为什么舆论没有反弹?为什么没有人上街抗议?

后来他想明白了。

因为在情绪银行出现之前,穷人就已经在苦难了。只不过那时候的苦难没有名字,没有计量单位,看起来像是”命不好”或者”能力不足”。现在有了情绪银行,苦难被量化了,被可视化了,被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——于是人们反而觉得这个系统更”公平”了。至少你知道自己是欠了多少情绪值才走到这一步的,不像以前,糊里糊涂地就被生活压垮了。

至少账目是清晰的。

至少你知道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里的。

这就够了。对于一个习惯了被压榨的阶层来说,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压榨的,本身就是一种慰藉。


周海明的住址是余杭区某城中村里一栋六层农民房的三楼。

陈明爬上楼梯的时候,楼道里的声控灯忽明忽暗。这种农民房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产物,钢筋混凝土的质量堪忧,隔音效果约等于零,墙皮上永远渗着水渍,楼梯台阶永远缺着一角。他数着台阶,二楼,三楼,在一扇贴着春联的门前停下来。

春联是去年春节贴的。“出入平安”四个字已经被雨水泡得发白,但横批”万象更新”还勉强看得出原本的红色。

陈明敲了三下门。

没人应。

他又敲了三下。

门内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:“谁?”

“清账公司的。“陈明说,“周海明先生,我是来做最后的情绪档案确认的。”

沉默。

然后是漫长的脚步声,像是有人在地板上拖着走。门锁转动的声音。门开了一条缝。

陈明看到了周海明。

这个人的脸让他想起某种东西,一时间他找不到合适的比喻。他见过太多被清账的人,知道他们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:眼神空洞,面无表情,嘴角不上扬也不下垂,整张脸像是一块被熨斗烫平了的布。但眼前这个人显然还没到那一步。他的眼睛里还残存着一点光,那种光不是希望,更像是溺水者在水底看到的第一缕从水面折射下来的光——微弱、遥远、随时会消失,但毕竟是光。

“进来吧。“周海明把门打开,转身往里走。

陈明跟着进去。

屋子不大,一室一厅的格局,客厅里堆满了各种杂物:外卖盒、快递箱、几件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旧衣服、几本卷了边的书。角落里有一台老式笔记本电脑,屏幕亮着,显示的是某个网贷平台的操作界面。陈明扫了一眼,看到”待还金额:387,642.00”这个数字。

三年前,这笔钱大概能买一辆中档轿车。现在,它只是一串还在缓慢增长的数字。

“你来得正好。“周海明在沙发上坐下来,从茶几上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,抽出一根点上,“我正好在想,要不要自己先把那个账号注销了。省得你们费事。”

“那是你的选择。“陈明说。他没有坐下来,也没有把平板拿出来。他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操作:用他的清账员权限扫描对象的虹膜,系统会自动比对情绪档案,如果档案确实处于”已清算”状态,他就可以签字确认,整个流程不超过三十秒。

但他今天没有立刻做这个操作。

也许是周海明眼睛里那点残余的光让他犹豫了一下。也许是这间屋子里弥漫着的那种气息——不是邋遢的气味,而是一种更难以言说的气息,像是一颗心脏在胸腔里孤独地跳动了很多年,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几乎不被人听见的情况下继续跳动。

“你欠的不是情分。“陈明说,“是钱。”

周海明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那笑容在他脸上停留了大约两秒钟,陈明注意到那两秒钟里他的眼尾纹路发生的变化:先是挤压,然后舒展,最后定格在一个奇怪的弧度上,像是一根被折弯的铁丝。

“你是新来的吧?“周海明说,“大多数清账员不会管这种事。账目是账目,情绪是情绪,你们只负责情绪档案。钱的事,不归你们管。”

“我只是想确认一下。“陈明说。

“确认什么?”

“确认你有没有从一开始就是被设计好的。“陈明说,“你有没有从一开始就被推着往这个方向走。”

周海明又愣了一下。这次他愣的时间更长,烟灰掉到了裤腿上都没注意到。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?“他问。

“三年前你是做什么的?”

“开滴滴。”

“为什么开滴滴?”

“为什么?“周海明把烟按灭在一个空酒瓶的盖子里,“因为开了十几年的厂倒闭了。老板跑路,欠了我们二十三个人的工资。我去找劳动仲裁,仲裁说证据不足;去找法院,法院说老板名下没有可执行财产;去找媒体,媒体说这种事太普遍了没有新闻价值。后来我才知道,老板早就把资产转移到了他儿子名下,他儿子在加拿大买了两套别墅。我呢?五十岁,没存款,没技能,除了开车还能干什么?”

“然后你开始借贷情绪。”

“不借贷怎么办?开滴滴每天十四个小时,睁眼就是车贷、房租、老母亲的医药费。一个月下来不但不赚钱,还得倒贴。我老婆——前妻——说我不思进取,说我窝囊废,说她当年瞎了眼才嫁给我。我们吵了三个月,吵到最后她带着孩子走了。”

“然后呢?”

“然后我就开始借贷。借正面情绪,维持基本生活。借负面情绪处理能力,维持工作状态。拆了三年,东墙补西墙,补到最后——“他指了指那台亮着屏幕的笔记本电脑,“你看到了。三十八万。我这辈子都还不不清了。”

陈明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你恨吗?“他问。

“恨谁?”

“恨所有人。那个跑路的老板,那个仲裁机构,那些媒体,你的前妻,这个系统。”

周海明又笑了。这次他笑得时间更长,笑到最后变成了一种干涩的喘息。

“年轻人,“他说,“你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被清账吗?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我恨不动了。“他说,“你知道’恨’在情绪银行里是什么价吗?一个单位的愤怒,基准价是0.3情分。你知道我三年前借了多少钱的愤怒来处理那些烂事吗?两千三百个单位。我现在欠的情分,光是利息每天就要扣掉七个点。我哪还有多余的愤怒去恨?我连愤怒都恨不起来了。”

他从沙发上站起来,走到窗边。窗外是杭城永恒的霓虹,那些广告牌的光芒从他背后照进来,把他的轮廓染成一种暧昧的、不黑不白的灰色。

“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?“他说,“当年那个跑路的老板,他现在的情绪信用评分是A级。他名下没有任何资产,但他是个’积极乐观的企业家’,银行愿意借给他情绪值让他’东山再起’。而我,一个老老实实开滴滴还被人欠薪的普通人,却因为还不起三十八万变成了社会弃民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逻辑。你觉得这是我的问题吗?你觉得这是我’不够努力’或者’选择错误’造成的吗?”

陈明没有回答。

他低下头,用平板扫描了周海明的虹膜。系统发出轻微的蜂鸣声,屏幕上弹出一行字:“情绪档案状态:已清算。确认清账。”

陈明点了”确认”。

“好了。“他说,“流程结束了。二十四小时内你会——”

“我知道我知道。“周海明挥了挥手,“变成一个没有情绪的废物,然后某天冻死在某个角落里。这我早就知道了。你不用重复。”

他转过身,重新坐回沙发,拿起那根已经灭了的烟,继续往嘴里送。

“不过我得谢谢你。“他说,“谢谢你问了我那些问题。这三年来,你是第一个问我’恨不恨’的人。别人都只问’账还了多少’。”

陈明把平板收起来,走向门口。

在他打开门的瞬间,周海明的声音从背后传来:

“年轻人,你有没有想过,你可能也在某条被设计好的路上?”

陈明停住脚步。

“什么意思?”

“你今天来找我,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份正常的工作,对吧?删除我的情绪档案,确认我社会性死亡。这是你被雇来做的事。但你有没有想过,这份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设计?”

“什么设计?”

“让你成为系统的一部分。“周海明说,“你以为你在执行清账,但你其实是在帮这个系统完成它最脏的活。系统不想自己动手杀人,太明显了,太容易引起公愤了。所以它雇了你们,让你们来做这件事。你们拿了工资,系统维持了秩序,我的情绪被删除了,大家都满意。但你有没有想过,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套系统的’清道夫’的?你有没有觉得,这三年里,有什么东西在你身上也在慢慢消失?”

陈明没有回答。

他推开门,走进楼道。声控灯在他头顶亮起来,照亮了他手中那块布满裂痕的工业平板。

他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。

然后他继续往楼下走,走进杭城永恒的霓虹里去。


那天晚上回到家,陈明发现李想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电视还开着,放的是某个购物频道的深夜档,主播正在声嘶力竭地推销一款”情绪调节仪”,声称能”在十五分钟内将你的情绪指数提升30%“。那机器长得像半个头盔,接满电线,插在一个看起来随时会爆炸的电源适配器上。

李想蜷缩在沙发的一角,身上盖着一条薄毯。她的睡姿让陈明想起某种小动物——也许是猫,也许是刺猬——某种在漫长的冬夜里学会了把自己缩成一团的生物。

他站在门口看了她很久。

三年了。

三年前她还会在他回家的时候迎上来,问他今天累不累,要不要喝杯水。那个时候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,那种光陈明当时没有珍惜,现在他知道那叫什么了。那叫”情绪”。

现在她的眼睛闭着,但他知道她并没有在睡觉。

自从被清账之后,她就不再睡觉了。她只是闭上眼睛,躺在那里,呼吸着,心跳着,像一台待机状态的机器,随时可以被唤醒,但永远不会被真正使用。

他走过去,把电视关掉。

然后他坐在她身边,看着窗外杭城的夜景。那栋公寓楼的对面是一栋更高的写字楼,写字楼的外墙上挂着一块巨大的电子屏,滚动播放着某个品牌的广告:一个笑容灿烂的女人举起一杯咖啡,旁边的文字写着——

“情绪银行,定义你的每一天。”

陈明盯着那个广告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低下头,掏出手机,打开了情绪银行的App。他的账户余额显示:0。他上个月的情绪收入是负的847情分。这意味着他这个月又欠了银行800多情分的利息。

他继续往下滑,看到了一条推送消息:

“您已连续36个月未偿还情绪本金。当前欠款总额:12,847情分。建议您尽快处理,避免情绪信用评分进一步下降。”

十二万八千四百七十分。

陈明把手机锁屏,重新放进口袋。

三十八万是周海明的债。十二万八千四百分,是他和李想两个人的债。

三年前李想被清账的时候,他为了”挽回”她——这是情绪银行的说法,意思是”通过偿还她的债务来恢复她的情绪账户”——把两个人的情绪账户绑定了。他以为只要他努力工作,拼命还债,总有一天能把李想的情绪重新买回来。

三年过去了。他每个月还进去的钱有三分之一变成了利息,三分之一变成了手续费,只有三分之一真正还到了本金上。而那”本金”每年还在以7.2%的利率复利增长。

这就是这个系统的设计。它不会让你绝望到立刻去死。它只会让你永远看到希望,永远差那么一点点,永远在即将触及的时候把你推开。

陈明从沙发上站起来,走进厨房,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

水是温的,是李想在睡着之前烧的。她已经不记得为什么要烧这壶水了,但她还是烧了。这是她的身体在自动运转,执行那些在三年前就写入了肌肉记忆的程序。

陈明把水喝完,把杯子洗干净,放回原处。

然后他回到客厅,在李想身边躺下来。

他没有睡着。他只是躺在那里,盯着天花板,等待天亮。

这是他三年来的日常。


第二天早上八点,陈明准时到达公司。

清账公司位于杭州滨江区的一栋甲级写字楼里,占据了整整一层。装修是当下流行的”科技感”风格:纯白色的墙面,嵌入式的柔和光源,每隔三米就有一块电子屏幕滚动播放着公司理念和员工激励标语。唯一的颜色来自角落里的几株绿植,那些绿植被照料得很好,叶片上连一点灰尘都没有。

陈明刷卡进入办公区,发现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对。

往常这个时候,办公区里应该已经有七成的人在工位上了——大多数人和他一样,踩着点打卡,然后坐在工位上开始处理昨天的遗留案件。但今天,办公区里只有不到三成的人。剩下的工位要么空着,要么只放着主人还没来得及带走的私人物品:一张全家福照片,一个用了多年的保温杯,一盆多肉植物。

而在办公区的中央,站着一个人。

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,穿着一件裁剪考究的深蓝色西装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皮鞋擦得能当镜子用。他的背挺得很直,站在那里的姿态像是一棵生长了很多年、已经习惯了被风吹的树。

周永照。

情绪银行的创始人,清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,杭州互联网圈子里被称为”情绪教父”的传奇人物。

陈明入职五年,只在年会上见过他两次。每一次他都站在舞台上,说一些关于”企业愿景”和”社会责任”的套话,然后举杯,祝大家新年快乐,然后消失。下一次再出现,就是一年之后。

他很少来办公区。

所以当他站在办公区中央的时候,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某种异样。

“今天叫大家来,是有一个重要的宣布。“周永照开口了。他的声音不大,但办公区的每一寸空间都能清晰地接收到他的每一个音节,“过去三个月,我们公司经历了一些……调整。有一些同事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,我在这里不展开说。但留下来的各位,都是公司的核心资产。”

他顿了一下。

“今天我要宣布的是,从下周开始,我们即将启动一个新项目。”

电子屏幕同时亮起来,上面出现了一个logo:陈明认出那是情绪银行的标志——一只眼睛,眼球的位置是一颗跳动的红心。

“项目名称叫’余烬计划’。“周永照说,“目的是回收那些已经被清账、但尚未完全消失的’情绪残余’。”

陈明皱起了眉头。

情绪残余。

他在这个行业干了五年,从没听过这个词。

“我知道在座各位会有疑问。“周永照继续说,“按照现行法规,清账完成之后,对象的情绪档案就被永久删除了,不存在’残余’这个概念。但实际上,经过我们多年研究发现,人类的情绪并非一个可以彻底删除的数据。它更像是……”

他顿了一下,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比喻。

“更像是烧尽之后的灰烬。你以为火已经灭了,但如果你仔细翻动那些灰烬,你会发现有些地方还有余温。这些余温,就是’情绪残余’。它们游荡在被清账者的潜意识深处,无法被任何检测设备捕捉到,但确实存在。”

“余烬计划的目的,是找到这些残余,并将它们引导出来。“周永照说,“引导出来的情绪残余可以被二次利用——用于医疗、科研、以及其他对社会有益的领域。这不仅能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,更重要的是,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情绪的本质。”

陈明盯着屏幕上那个logo,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半拍。

余烬。余温。残余。

他想起了昨晚周海明说的那句话:“你有没有想过,这份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设计?”

余烬计划。回收残余。二次利用。

这些词组合在一起,让陈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感。

“从今天开始,“周永照说,“我们将在全公司范围内选拔三十名清账员,进入’余烬计划’的核心团队。入选者将获得额外的绩效奖金,以及——”

他顿了一下。

“——以及一项特殊权限。”

屏幕上弹出了一行字:

“余烬权限:可查阅已清账对象的深层情绪档案。”

陈明盯着那行字,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他脑海里炸开了。

深层情绪档案。

他知道情绪银行储存着每一个用户的两层数据:第一层是”表层情绪”,也就是可以被检测到的情绪状态;第二层是”深层情绪”,也就是那些被压抑、被遗忘、被主动清除的情绪记忆。

按照现行法规,深层情绪档案属于绝对隐私,任何机构——包括情绪银行本身——都无权查阅。只有在用户自愿的前提下,深层情绪档案才会被调取,用于心理治疗或情绪修复。

如果清账员获得了”深层情绪档案查阅权限”——

这意味着什么?

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删除一个普通人的情绪档案之后,进一步挖掘这个人更深层的记忆。这些记忆可能被用于任何目的:商业营销、人格分析、社会关系图谱绘制,甚至——

陈明不敢往下想。

“选拔将于本周五截止。“周永照说,“有兴趣的同事可以向各自的主管报名。我期待看到各位的积极参与。”

他转过身,朝电梯走去。

就在他即将迈入电梯的那一刻,他突然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区。

那个眼神在人群中停留了大约两秒钟。

陈明有一种强烈的错觉:那个眼神在他身上停留的时间,比在其他人身上停留的时间长了零点几秒。


开完会之后,陈明回到自己的工位。

他的工位在办公区的角落里,靠窗,视野不错,能看到楼下的街道和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。他的桌上堆着几个文件夹、一台显示器、一个鼠标垫、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。文件夹里装着今天要处理的案件——六个清账对象的信息卡,每个卡片上印着一个名字、一张照片、和一串数字。

第六个文件夹里夹着的,正是周海明的信息卡。

陈明把那个文件夹抽出来,盯着周海明的照片看了很久。

周海明的照片是去年拍的,证件照,蓝底,表情介于木然和微笑之间。很难说那是一种什么状态,像是一个人在被生活反复揉搓之后,已经学会了如何在镜头前保持一种安全的模糊。

陈明想起昨晚周海明对他说的话:

“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?那个跑路的老板,他现在情绪信用评分是A级。而我,因为还不起三十八万变成了社会弃民。”

他想起周海明眼睛里那一点残余的光。

他想起周海明问他:“你有没有想过,你可能也在某条被设计好的路上?”

他把文件夹放回桌上,盯着电脑屏幕发呆。

屏幕上是情绪银行的工作后台,登录界面已经自动填好了他的工号和密码。他只需要点一下”登录”,就能进入系统,开始处理今天的案件。

但他今天没有点。

他打开了另一个页面。

那是情绪银行的内部论坛,只对公司员工开放。论坛的界面上有一个置顶帖,标题是:

“【内部通告】关于余烬计划的常见问题解答”

他点进去。

帖子是今天早上九点发布的,也就是周永照宣布余烬计划之后不到一个小时。帖子的内容很官方,回答了一些关于选拔流程、工作内容、薪酬待遇的问题。但在帖子的最后,有一个Q&A环节,回复了一些员工私下提出的”敏感问题”。

陈明找到了他想看的那一条:

“Q:余烬计划中提到的’情绪残余’,具体是指什么?它们储存在哪里?

A:根据现有的神经科学研究,人类的情绪记忆在海马体和杏仁核中以蛋白质的形式存在。当一个人的情绪档案被清账时,这些蛋白质并不会立刻消失,而是会在大脑深处停留大约七十二小时,然后才会被身体的代谢系统逐步分解。余烬计划的目标,就是在它们消失之前将其’引导’出来。”

七十二小时。

陈明看了一下周海明的清账确认时间:昨天下午四点零三分。从昨天下午四点零三分到今天早上八点,已经过去了十六个小时。

还剩五十六个小时。

他在心里默默计算着。

五十六个小时之后,周海明大脑深处的情绪残余就会被完全代谢掉。在这个时间窗口内,余烬计划可以”引导”出这些残余。

但如果不引导呢?如果就这样让它们自然消失呢?

周海明会彻底变成一个没有情绪的空壳,在二十四小时——不,按照昨晚清账确认的时间算,现在是十六小时——之后,他会彻底丧失所有情绪反应。

陈明盯着屏幕,手指悬在键盘上方,却迟迟没有落下。

他不知道自己在犹豫什么。

也许是因为周海明是三年来第一个问他”你有没有想过你也在某条被设计好的路上”的人。

也许是因为他想知道,如果引导出周海明的情绪残余,它们会去向哪里?它们会被用来做什么?

也许只是因为他想知道,这个系统到底在做什么。

他关闭了论坛页面,登录了工作后台。

今天第一个案件是一个叫”张美琴”的女人,六十七岁,杭州市西湖区某老旧小区的居民。职业:退休工人。婚姻状况:丧偶。情绪账户状态:2024年触发强制清算,当前处于第三次债务重组阶段,情绪信用评分-8234分。

陈明打开了她的档案。

档案里有一份简要的人生经历:

张美琴,1959年生于杭州。1978年进入杭州某国营纺织厂工作。1998年纺织厂倒闭,失业。2003年开始领取最低生活保障。2010年丈夫因病去世。2015年开始在社区做保洁员。2020年因膝盖问题无法继续工作,再次失业。2021年,女儿因车祸去世。2022年开始借贷情绪。

陈明看到”2021年,女儿因车祸去世”这一行字,停了一下。

他继续往下翻,看到张美琴借贷情绪的用途:

“2022年3月:借200单位’平静’,用于处理女儿后事。”

“2022年4月:借150单位’接受’,用于接受女儿死亡事实。”

“2022年6月:借300单位’麻木’,用于维持基本生活。”

“2023年1月:借500单位’遗忘辅助’,用于强制压抑悲伤记忆。”

……

一份长长的借贷清单。

每一笔借贷都有清晰的用途说明,每一笔用途都指向同一个源头:那个在2021年春天因车祸去世的女儿。

陈明盯着那些数字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关掉了张美琴的档案。

他没有打开下一个案件。他只是坐在工位上,盯着电脑屏幕,盯着那行”情绪资产清算管理系统”的标题。

五分钟过去了。

十分钟过去了。

他的同事们陆续回到工位,开始处理各自的案件。有人敲键盘的声音,有人接电话的声音,有人在茶水间聊天的声音。一切都和往常一样,平静、有序、高效。

陈明从椅子上站起来。

他拿起自己的包,走向电梯。


他没有请假。

他只是从公司出来,走进电梯,下到一楼,穿过大厅,走到街上。

十二月的杭城,天空是灰白色的,像是一块被洗了太多遍的旧床单。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,大多数人戴着口罩,低头看着手机,脸上的表情被口罩遮住一半,只露出眼睛。那些眼睛里有一种陈明很熟悉的神情——不是绝望,不是愤怒,而是一种被磨平了的疲惫,像是每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,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。

他沿着街道走了很久。

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他只是走,让双脚带着他往前走。

走了大约二十分钟之后,他停下来了。

他站在一座天桥上,看着桥下的车流。那些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,像是一条永不停歇的河。每一辆车的挡风玻璃后面都坐着一个人,那些人可能是去上班,可能是去见客户,可能是去接孩子,可能是去赴一个约会。他们各有各的去向,各有各的目的,但在这一刻,他们都汇入了同一条河流。

陈明从天桥上走下来,继续走。

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。他只知道他的脚开始疼了,腿开始酸了,背开始僵了。他在一个公交站停下来,坐在候车亭的长椅上。

候车亭的电子屏上正在播放广告。

“情绪银行,定义你的每一天。”

“秒呗,即时满足,信用无价。”

“余额生息,让你的情绪钱生钱。”

陈明盯着那些广告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,打开了通讯录。

通讯录里有三百多个联系人。有些是同事,有些是亲戚,有些是以前的同学,有些是他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存下的”人脉”。但在这三百多个联系人里,他真正会主动联系的,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。

他找到了一个名字。

王海川。

王海川是他大学时期的室友,现在是杭州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的程序员。他们毕业后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,偶尔在微信上聊几句,偶尔约出来喝酒。王海川是那种典型的”码农”——话不多,但每句话都很有分量;不喜欢社交,但对朋友很真诚。

陈明拨了他的电话。

电话响了三声,被接起来。

“喂?“王海川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疲惫,“陈明?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?有什么事?”

“没什么事。“陈明说,“就是想找个人聊聊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你听起来不太对劲。“王海川说。

“是吗?”

“你从来不会’没事找个人聊聊’。你上次主动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时候?三年前?我结婚的时候?你连我婚礼都没来。”

陈明想起来了。三年前王海川结婚,他本来是要去的,但那天李想被清账了。他临时取消行程,给王海川发了个红包,说家里有事。王海川没有追问,只回了一句”没关系,以后有机会再聚”。

但那句”没关系”里带着的失望,陈明当时听出来了。

“对不起。“陈明说。

“什么对不起?”

“三年前的事。”

“操,你还记得那事?“王海川的语气变了,带上了一点笑意,“我早就忘了。你要是不提,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是哪天了。”

“不是那天的事。“陈明说,“是……很多事。”

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你现在在哪儿?“王海川问。

“不知道。某个公交站。”

“你公司附近?”

“不是。滨江那边。”

“你等着,我过来找你。“王海川说,“一个小时。你别走。”

“不用——”

“我操,陈明,你今天要是敢挂我电话,我明天就去你公司堵你。你信不信?”

陈明沉默了一下。

“行。“他说。

“行,一个小时。“王海川说,“你想喝什么?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那就啤酒。”

”……大冬天的喝啤酒?”

“你他妈的都知道大冬天的喝啤酒不合适,还问我喝什么随便?“王海川说,“行了,我到了给你打电话。你别走啊。”

电话挂断了。

陈明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几秒钟,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。

他坐在候车亭里,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,等着王海川。

一个小时之后,王海川出现在他的视野里。

王海川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,背着一个双肩包,头发乱糟糟的,显然是刚从公司出来没来得及打理。他手里提着两袋便利店的袋装啤酒和几包零食,走过来一屁股坐在陈明旁边。

“给。“他把一袋啤酒递给陈明,“你说’随便’,我就随便买了。”

陈明接过来,撕开包装,拧开一瓶。

两个人就这样坐在候车亭里,喝着便利店啤酒,看着街上的车流。

“说吧。“王海川喝了一口啤酒,“什么事?”

“我不知道怎么说。“陈明说。

“那就从能说的地方说起。”

陈明沉默了一会儿。

然后他开始说。

他说周海明。说张美琴。说余烬计划。说深层情绪档案。说周永照那个奇怪的眼神。说他在这个系统里干了五年,今天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。

他没有说李想的事。

不是不想说,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三年来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李想被清账的事。这件事像是一块石头,压在他胸口最柔软的地方,他不敢碰,不敢看,不敢让任何人知道。

王海川听他说完,没有立刻回应。

他只是又喝了一口啤酒,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,抽出一根,点上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辞职吗?“王海川说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因为我发现了他们在做什么。“王海川说。

“做什么?”

王海川没有直接回答。他吐出一口烟,看着烟雾在空气中慢慢散开。

“你知道,现在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在做’个性化推荐’,对吧?今日头条、抖音、微信、淘宝——所有平台都在用算法分析你的行为,给你推送你’可能喜欢’的内容。这套系统已经运转了快二十年了,所有人都习以为常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但问题在于,这套系统不只是在’推送’内容。“王海川说,“它也在’塑造’你。”

陈明皱起眉头。

“什么意思?”

“你想一想。“王海川说,“你每天刷抖音的时候,你是不是倾向于看那些让你开心的内容?你看到一条让你不爽的新闻,你是不是会立刻划走?久而久之,算法就学会了你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。它开始只给你推送你喜欢的内容,把你讨厌的内容藏起来。一开始你觉得这很舒服,很’懂你’。但你有没有想过——”

他顿了一下。

“——你有没有想过,当你长期只接触让你开心的内容时,你的情绪阈值会发生变化?你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那些’不开心’的东西。一点小小的挫折、一点小小的负面评价,都会让你觉得’太难受了’,你想要立刻逃避、立刻用更多的’开心内容’来补偿自己。”

“然后呢?”

“然后你就会开始借贷情绪。“王海川说,“因为你的情绪调节能力已经被算法惯坏了。你已经习惯了’永远只接收让自己开心的信息’这种状态,一旦现实里有什么不如意,你就受不了,你就需要借’平静’、借’快乐’来填补那个缺口。”

陈明盯着王海川,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他脑海里慢慢连成了一条线。

“你是说,“他慢慢地说,“那些平台——那些算法——它们故意的?”

“不是’故意的’。“王海川说,“这个词太简单了。‘故意’意味着有一个中心化的决策者在说’我们要让用户情绪失调’。但实际上不是这样。这个系统是自发演化的,每一个环节都在追求自己的局部最优解:平台追求用户留存率,算法追求点击率,投资者追求回报率。没有一个人说’我要让整个社会情绪失调’,但所有这些局部最优解加在一起,就导致了整体的最优解——也就是让整个社会的情绪调节能力持续下降。”

“这不是阴谋,“他说,“这是演化。是无数个’理性人’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,自然而然产生的副产品。但这个副产品,比任何阴谋都要可怕。因为阴谋可以被揭露、被阻止,但演化不会停下来。”

陈明沉默了。

他想反驳王海川,但他发现自己找不到反驳的角度。他想起自己每天晚上刷手机的样子:下班回家,躺在床上,打开抖音,一个视频接一个视频地刷,刷到深夜两点,然后强迫自己放下手机睡觉。他想起那种感觉:刷的时候很爽,但刷完之后是一种巨大的空虚,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,又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填进去了——但填进去的不是营养,是垃圾食品,是情绪垃圾食品。

“那你后来那家公司呢?“陈明问,“你是怎么发现的?”

“我参与了一个内部项目。“王海川说,“那个项目的内容是’预测用户的情绪崩溃时间点’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简单来说,就是通过分析用户的情绪数据、行为数据、消费数据,建立一个模型,预测每一个用户什么时候会’情绪崩溃’——也就是什么时候会开始大量借贷情绪、什么时候会债务违约、什么时候会被清账。”

王海川掐灭了烟头,又点了一根。

“你知道这个模型预测的准确率是多少吗?”

“多少?”

“87%。“王海川说,“也就是说,我们有87%的概率能提前知道一个用户会在什么时候崩溃。然后呢?然后公司高层开始讨论:怎么利用这个信息?怎么在这些用户崩溃之前向他们推送更多的借贷产品?怎么在他们崩溃的时候’优雅地’接收他们的情绪资产?”

王海川的声音里带着一种陈明很少在他身上听到的情绪——不是愤怒,比愤怒更深的什么东西。

“我参与那个项目三个月之后,提了离职。“王海川说,“不是因为我不认同这套系统的商业逻辑——说实话,我理解。做生意就是要赚钱,这没什么不对的。问题是,我在这个项目里看到了一个东西——”

他顿了一下。

“我看到了一个算法。这个算法能87%准确地预测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崩溃。这个算法每天都在运行,每天都在产生预测结果,每天都在被用来优化’收割’策略。我在这个算法面前意识到一件事——”

“什么事?”

“在这个系统里,我们不是人。“王海川说,“我们只是数据。我们的情绪是数据,我们的行为是数据,我们的崩溃时间点是数据,我们的一生都可以被一个算法精确预测。不是因为这个系统恨我们,不是因为有人想奴役我们,而是因为——”

“因为这是效率最优解。“陈明接过他的话。

“对。“王海川说,“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